得鱼换酒醉卧芦花——明崇祯青花人物故事图笔筒上的“渔家乐”
彭晋（两庆书屋）蒿笋芽长鱼正肥，渔郎摇橹卖鱼归。
得钱便买溪翁酒，醉卧蓬窗自落晖。
——叶元玉《渔家乐》（明成化十七年进士）
“渔樵耕读”是中国农耕社会劳动人民的传统四业，也是古代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于文人墨客的笔下，更是被描述为隐退生活的象征。在明清瓷器绘画中，我们时常能见到“渔樵耕读”系列题材的装饰图案，“渔家乐”图案即是其中之一，主要有捕鱼劳作、饮酒庆收、扁舟垂钓、渔舟晚唱、渔翁得利等画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九年（年）青花山水人物图方瓶（图1）堪称此类题材代表作，该瓶腹部的一面绘有“渔家乐”图案，上方题有：“得鱼换酒江边饮，醉卧芦花雪枕头”诗句，诗情画意，意境深远。
▲图1清康熙二十九年（年）青花山水人物图方瓶故宫博物院藏（根据瓶腹部的高士图上方题“庚午秋月写于青云居玩”纪年款推测为康熙二十九年作）
本文所述的青花“渔家乐”笔筒（图2）亦堪称同题材佳例，本品直口直壁，腹部微内收，平底。笔筒除底部外均施白釉，釉面光洁明亮，釉色白中闪青。底足露胎，胎质洁白紧实。口沿下及胫部暗刻弦纹装饰，腹部以青花通景绘画“渔家乐”人物故事图，画面中展现出一幅渔人结伴于河畔饮酒作乐的欢快场景，呼之欲出。笔筒上的青花青翠明丽，人物绘画线条流畅，气韵生动，意趣盎然。结合其口沿处及胫处的暗刻装饰以及腹部通景绘画中的“括弧云”、“鱼鳞草”等时代特征明显的装饰风格，可以推断其为明末崇祯时期的景德镇窑产品。
▲图2明崇祯青花渔家乐图笔筒金立言著《名瓷我观》图
笔筒作为案头文房用器，兴盛于明代中晚期，其因实用美观颇受文人所重。明末清初文人朱彝尊对笔筒的功用赞誉有加，其在《笔筒铭》中述：“笔之在案，或侧或颇，尤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明代中晚期，宫廷贵族及至文人士大夫多推崇“闲雅好古”富有美感的生活方式，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述：“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士人雅集活动的闲情逸致与鉴赏品味，蔚成庶民大众所向往仿效之优雅典范，及至明晚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社会流行的风尚。而随之新起的“时玩鉴赏”风潮（图3），给笔筒的风靡带来了新的契机，与其同时兴起的以“嘉定派”为代表的江南竹刻艺术，以刀代笔，创作出各种富有文人气息的竹刻笔筒作品，无疑将笔筒提升至文人“时玩”珍物的高度。南京博物院所藏朱松邻制竹雕松鹤纹笔筒（图4）当为此类典范，因其带有较早的铭文年款，广为人知。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前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磨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玩》
▲图3明代沈德符对“时玩”鉴赏风潮的描述
▲图4明代中晚期朱松邻制竹雕松鹤图笔筒南京博物院藏笔筒上的年款“辛未”为正德六年（）或隆庆五年（）。
对于笔筒的评鉴，明人多有所述，如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屠隆《文具雅编》中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此时的笔筒仍然是以竹木之类的材料为主。而瓷质笔筒，在万历之前极其罕见，在明末清初时期却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图5-7）。究其缘由，无疑是迎合了这一时期文人书斋陈设的巨大需求。明末清初时代，崇尚风雅的士大夫阶层，尤其重视书斋的布局设置，多讲究高雅别致。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治》（成书于崇祯四年，年）等对于文人书斋的布局及陈设多有详细的描述，无不精巧至微，足见时人的重视程度，而笔筒作为文房器物，自然是文人书斋不可或缺之物，瓷质笔筒的出现满足了晚明以来文人雅士自身实用和书斋居室装饰的需要。
▲图5明天启六年（）青花《三国演义》人物纹笔筒铭文：丙寅孟春月写于芝兰室来源：晚清重臣庆宽（-）家族递藏两庆书屋藏
▲图6明崇祯青花人物纹笔筒两庆书屋藏
▲图7清康熙青花《桃花源记》笔筒两庆书屋藏
为了更好的迎合市场，景德镇制瓷工匠们纷纷致力于工艺创新和艺术创作。在装饰纹样上，多受到同时期刊行的版画影响。此时广泛发行的《顾氏画谱》、《图绘宗彝》两种画谱中收录的“渔家乐”精美版画（图8）无疑为景德镇窑工们提供了纹样参考，版画中呈现出渔家饮酒庆丰收的场景，与图9中的康熙青花“渔家乐”图盘上的画面对比，如出一辙，该盘的纹样显然是参考了《顾氏画谱》中的版画插图（图9）。与此同时，明代书房场景版画中的陈设同样在器型的设计方面给景德镇窑工们带来了新的思路（图11-12），此时的瓷质笔筒、筒瓶（此时因文人插花需求创造的新器型，参见：黄薇《筒瓶与明末清初的景德镇瓷器》）、花觚等，无不是为了迎合新兴的文人市场实用与审美的需求而新创的器型。新创烧的瓷质笔筒，做工考究，画工精巧，体现出高超的制瓷水平与鲜明的文人意趣。对此，晚清寂园叟于《匋雅·卷上》中评：“明瓷青花人物，以笔筒花觚为甚诙诡”、“明瓷青花笔筒，往往凹雕一围填以影青。画笔工给无款识，瓶觚亦然”。
▲图8《顾氏画谱》中的“渔家乐”版画
▲图9《图绘宗彝》中收录的“渔家乐”版画（左图：明杨尔曾辑.蔡汝佐绘.黄德宠镌.明万历35年夷白堂刊本.年）、清康熙青花渔家乐图盘（右图）中国嘉德四季45期
▲图10清顺治-康熙早期青花渔家乐图笔筒香港永宝斋藏
▲图11《明状元图考》中的书斋场景版画明.顾祖训汇编.吴承恩等增补.黄应澄绘图
▲图12《养正图解》中的“崇师问道”书斋场景版画明焦竑撰明万历22年吴怀让刊本
有明一代，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绘画中的“渔家乐”题材广为流行，甚至扩及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以“渔家乐”为主题的多种剧目、可追溯到明万历时期的河北平山“渔家乐”舞蹈至今流传）在不同载体和艺术形式的“渔家乐”题材作品中，尤以绘画领域最为突出，明代时期以“渔家乐”为题材的绘画甚至打破了绘画流派的限制，贯穿了明代绘画艺术的始终，见于诸多画家笔下，存世如戴进的《渔乐图》、吴伟的《春溪捕鱼图》、周臣的《渔乐图》（图13）等。纸绢上的绘画无论是绘画题材、笔墨风格还是构图章法必然对同时代瓷器上的绘画乃至版画的刊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如清代朱琰《陶说》中述：“其画染者，则有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规抚名家，各有原本”。
▲图13明代周臣《渔乐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14清康熙青花捕鱼图笔筒北京大羿拍卖年秋
▲图15清康熙青花“柳溪渔乐图”盘（左图，中国嘉德四季第47期）、樊圻（明末清初）《柳溪渔乐图》局部（右，故宫博物院藏）
瓷绘上的“渔家乐”图案在明中晚期开始出现，于明末清初时代风靡一时，此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自万历末期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变，此时的景德镇窑业进入了“官弱则民强”的转折之中。伴随着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以及海禁的开放，从官窑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窑工们开始以追求市场为生产的主要目的。此时瓷绘上广泛流行的“渔家乐”这一人们喜闻乐见且富于生活气息的题材，无疑迎合了新起的市民阶级及至海外消费者（图18）的喜好。与此同时，景德镇民窑工匠们积极改良胎釉，提纯钴料，特别是成书于崇祯十年（年）的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上品细料”出现，给瓷器上的“渔家乐”绘画提供了技术保障。景德镇的工匠们以版画中的“渔家乐”图案为粉本，巧妙的把渔人劳动的场景、生活的状况和自然景色融合描绘在一起，画面弥散着丰富的生活情趣，表达了人们对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之真切向往。瓷绘上的“渔家乐”题材一经出现便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潮流，于康雍乾时代达到顶峰，逐渐成为瓷器上常用的装饰纹样之一，延续至今。
▲图16明嘉靖青花“渔家乐”图碗中国嘉德年秋
▲图17明天启青花釉里红“渔家乐”图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8清康熙青花“渔家乐”图盘“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福州市博物馆藏
▲图19明崇祯青花“渔家乐"图笔筒展开图
“古来闲者，多隐于渔”，惯看秋月春风的渔人形象无疑最能引起文人墨客思想上的共鸣。再细观本文所述青花“渔家乐”图笔筒上的通景画面（图19），右侧的画面中六位渔夫围坐滩涂，或行划拳酒令，推杯换盏，或击鼓伴奏，拍手称快。呈现出一幅愉悦欢快场景，呼之欲出。而以山石芦苇相隔的水岸边，一渔夫挽袖持桨坐在船头，双目微闭，似有倦意，亦或是有所沉思，另一船头年青者正在煮酒，炉中飘烟直上，微风徐徐，一片安静祥和之象。两组画面，动静相宜，却又对比强烈，似乎传达着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耐人寻味。结合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时代背景，其是否是景德镇画师刻意绘之，借以抒怀?时至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您是选择及时行乐的“躺平”生活，还是总结过往，蓄势待发？面对案头旧物，虽时过境迁，却也能引人遐想，此亦乃古陶瓷收藏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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